陈兴良荐书：了解我国刑事司法实际状况的一个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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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当代著名刑法学家。

林维教授主编、邹劭坤先生副主编的《刑事司法大数据蓝皮书》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作者邀我为本书作序。

我阅读了本书的初稿，认为本书为我们真实地了解我国刑事司法实际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是一部具有工具价值的著作，值得推荐。

法治是由立法和司法这两个环节构成的。立法以法律文本为其最终成果，立法活动所形成的法律文本成为检验立法成效的唯一途径。

而司法的呈现则较为复杂。

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说，当然是通过个案获得对应司法公正性的切身体验。在刑事司法中，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结果都使被告人真实地感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个案的判决结果也会将法律的内容传递给其他社会成员。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他们只能是通过媒体而了解零星的个案，因而对司法活动只能具有局部性和个别性的感知。

即使是法律理论研究人员，他们也不可能对于司法活动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理论研究人员，在对司法活动没有完整了解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判断可能就会有失偏颇。因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司法统计数据深入而真实地了解司法活动是极为重要的。

应当指出，随着网络的发达，司法公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这就为司法数据的获得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法律理论研究提供了条件。

《刑事司法大数据蓝皮书》一书就是在对刑事司法活动状况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作品，它的出版对于真实地呈现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刑法是刑事司法活动所依据的实体性法律，因而刑事司法就是刑法的适用活动。正是通过刑事司法活动，刑法文本转化为个案的适用标准。

对于刑法的研究，存在不同的面向。其中，刑法的教义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刑法教义学的研究为刑法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提供根据。因此，近年来刑法教义学在我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刑法教义学是一种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分析，它具有纯理论的性质。如果不能与司法活动的现实结合起来，刑法教义学的研究就会因脱离司法实践而失真。因此，以司法案件和数据为内容的刑法实证研究，应当成为刑法教义学研究的基础。

我国刑法的实证研究，作为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类型角度分析，我国刑法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以刑事案例为素材的实证研究，主要通过对刑事案件进行归纳整理而提炼规则和提供模型。第二种是以司法数据为素材的实证研究，主要通过对刑事司法数据的处理而发现规律和揭示本相。

其中，第二种实证研究方法涉及所谓数量刑法学。我国学者指出：“数量刑法学主要通过数量关系的合理运用，对我国立法和司法中涉及定罪因素以及相应刑罚量运用的合理性进行理性评估，从而实现刑法追求的实质正义。”（储槐植、何群：《论我国数量刑法学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

在刑法中存在数量关系，这就是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具有罪量要素。数量关系不仅对于定罪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量刑均衡的重要途径。除此以外，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对刑事司法大数据的研究，可以真实地反映刑事司法的现状。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采用大数据对刑事司法活动进行呈现和描述的一种有益尝试。

本书是以刑事司法大数据为素材的，因而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就成为写作的关键。本书数据的提取和分析所依据的法律文书，系北京华宇元典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元典”）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发布的文书中提取的，选取范围为截至2018年5月31日可以查询到的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作出判决的刑事一审和二审裁判文书，进入再审程序的刑事裁判文书未包含在内。

值得肯定的是，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社科院大学”）刑法团队和华宇元典团队共同合作的成果。华宇元典是专门处理大数据的专业公司，多年来深耕于司法大数据领域，在刑事大数据的提取和解析方面具有专业优势。本书的司法大数据就是华宇元典提供的，在这些大数据的基础上，社科院大学刑法团队进行了理论分析，从而完成了本书的创作。

本书反映的是2013—2017年的刑事司法状况，并且以蓝皮书的形式发布。

据我所知，此后每年，本蓝皮书将持续更新，由此逐年累积，必将成为呈现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国外，一般都由司法部每年发布犯罪白皮书，例如日本。“日本法务省（相当于中国的司法部）每年出版一次《犯罪白皮书》。这是法务省出版的有白色封面的官方报告书。法务省自1960年以来每年发行一次《犯罪白皮书》，已经连续发行五十七载。《犯罪白皮书》的内容基本上以统计数据为中心，阐明日本刑事司法的现状。”（〔日〕松尾刚行：《日本〈犯罪白皮书〉解读》，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刑法规范的二重性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1页以下。）

我国没有类似的犯罪白皮书，因而司法统计数据没有经过正规合法的途径和程序公开。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中国裁判文书网，推动裁判文书上网。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正式实施，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第一个规范全国法院在互联网上公布裁判文书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互联网设立中国裁判文书网，统一公布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中西部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时间、进度由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已经超过6000万份，网站访问量突破210亿次，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裁判文书网虽然公布的不是司法统计数据，而是裁判文书，但我们通过对裁判文书进行处理，还是可以获取真实的司法数据的。

正是这种根据裁判文书提取的司法数据，为我们在国家没有正式公布司法数据的情况下了解司法活动的实际状况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本书在华宇元典提供的数据的基础上，对某些重点罪名进行了分析。这里所谓重点罪名，是指司法实践中发案率较高的罪名。例如，本书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就选取了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放火罪和失火罪这5个罪名。

本章共有52个罪名，这5个罪名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还不到，但这些罪名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如，危险驾驶罪目前在我国所有刑事案件中发案率排名第一，可以说是案件数量最多的罪名。通过对这些罪名的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可以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效果。

在危险驾驶罪中，作者从案件分布、被告人情况、案情特征这三个视角，对危险驾驶罪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描述，给我们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提供了事实根据。例如，在危险驾驶罪的地域分布中，2013—2017年这五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危险驾驶罪案件多发于中部、东南沿海地区，审结案件的裁判文书数量最多的五个省级行政区分别为浙江省（76 663篇）、江苏省（52 783篇）、河南省（49 057篇）、福建省（43 233篇）、广东省（37 048篇），审结案件的裁判文书数量最少的三个省级行政区为青海省（1 807篇）、海南省（830篇）和西藏自治区（105篇）。

这一数据和我们的预想存在较大差距。根据我们的预想，西部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酗酒现象更为普遍，因而危险驾驶罪的发案率应该更高才合理。那么，为什么反而是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中部、东南沿海地区危险驾驶罪的发案率更高呢？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危险驾驶罪发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人均拥有车辆的比例、城区道路的人均占有率，以及警察执法的力量分布和查处难度。考虑到这些因素，中部、东南沿海地区人均车辆多，城区交通资源丰富，警察查处醉驾的难度小，因而危险驾驶罪案件审结的裁判文书数量就必然高于西部地区。

但是，本书呈现的只是客观数据，如何运用这些数据进行思考并且得出结论，仍然是一个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研究素材的价值，它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从事刑法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

应当指出，本书对于刑法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对刑法个罪的研究，本书提供了更为直接和真实的第一手素材。因为刑法个罪研究不能只是以刑法分则对个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基础，还应当对个罪在司法认定中的实际状况有所了解。

本书的内容恰恰提供了关于刑法个罪的资料，使我们对刑法个罪有了直观印象，这对于刑法个罪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本书将刑事司法大数据的分析限于刑法个罪的视域，这是存在局限的。其实，还应当从刑法总论的角度，对刑事司法进行大数据的分析。例如，刑法总论中的预备、未遂、中止、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以及单位犯罪、自首、立功、坦白、缓刑等数据，都可以专题性地加以呈现。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犯罪预备，而且规定所有犯罪的预备都应当处罚。对于该制度，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具有规范虚置的性质，即在司法实践中预备受到处罚的情形极为罕见。但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犯罪预备受到处罚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如果本书能够提供犯罪预备受处罚的真实数据，则可以使我们对犯罪预备在司法实践中的状况具有直观的了解，这对于犯罪预备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只是反映我国2013—2017年这五年的刑事司法活动状况，我期待本书作者能够按照预想，逐年坚持将刑事司法大数据蓝皮书出版下去，由此形成系列，以此弥补我国缺乏官方的司法统计数据的缺陷，并且使之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历史年轮。

同时，在将来出版的蓝皮书中，能够增加刑法总论的相关数据，以全面反映刑事司法的真实状况。

值此《刑事司法大数据蓝皮书》付梓之际，特撰以上数语。

是为序。

本书介绍：《刑事司法大数据蓝皮书》

林维/主编  邹劭坤/副主编

大数据不仅是智慧司法蓬勃开展的养料，也为刑事立法、司法和研究等工作提供崭新的机遇。法律人需要转变思维方式，迭代知识结构，迎接大数据时代把握和运用数据所面临的挑战。本书主要以刑事公开裁判文书大数据为支撑，运用大数据方法展开法学研究，旨在为法律传统学科和传统思维带来新鲜信息和视角。

本书呈现刑事法领域的法律大数据之价值，也展现法律学人运用数据的灵感与智慧，通过探索大数据研究方法在刑事法治研究中的应用，为未来此类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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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 流苏

本期编辑 ✎ 田英